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第1/2页)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由漠北通往西域的通道，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的兴起有密切关系。

    突厥汗国是6世纪中叶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权。在最兴盛的时期，突厥汗国统治了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欧亚内陆广大地区，使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尽管统一的突厥汗国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汗国内的各个属国实际上都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但是突厥的统治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波斯人长期都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显著的特点是，这种贸易是通过“转手”的方式进行的，买方与卖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产者。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业集散地“转手”，然后陆续转入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意味着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为中介的波斯人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对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损害就越大。对波斯人而言，尽量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优势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罗马人和突厥人来说，当务之急则是改变丝绸之路贸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罗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变丝绸之路贸易原有状况的强烈愿望，对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罗马和突厥都进行了一些尝试，摆脱波斯人对东西方贸易的控制。当时的罗马通过海上交通也可以进行丝织品贸易，可是由印度启航的丝绸贸易船大都是在波斯的港口停泊登岸，为此，查士丁尼(JustinianⅠ，527-565年在位)皇帝曾经与阿拉伯沿海的航海人联系，建议他们从印度的港口直接运送丝织品，他还努力将蚕引进了罗马。在海上贸易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罗马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与此同时，突厥人也力图改变由波斯人控制丝织品贸易的局面，派遣由粟特人组成的商贸使团出使波斯，请求得到在波斯境内自由出售丝织品的允诺。波斯人不但拒绝了突厥的要求，而且在突厥使团的食物中投放毒药，毒死了突厥使臣。这次事件导致了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也促成了罗马与突厥人之间的直接贸易活动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

    这条道路是在波斯以北，穿越碱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当时主要的线路大概有两条，一是由锡尔河出发，通过碱海的北岸，另一条是沿着阿姆河，通过碱海南岸，两条线路一般是在乌拉尔河口附近的地方会合，然后通向伏尔加河。从伏尔加河开始，或者沿着顿河和黑海北岸到达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道路应该就是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记载的新“北道”，即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这条道路虽然不如从波斯通往罗马的道路那样便捷，但是在经由波斯的通道被阻塞之后，它的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开阔了当时人们的视野，在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突厥汗国则在新北道的开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新北道开通之后，突厥与罗马之间频繁的使节往还，说明了这条道路在当时的重要作用。据近代学者研究，拜占廷帝国只有在突厥汗国时期才对远东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而在此之后，西方对东方的记载却明显地减少了，只是到了六百多年以后的蒙古时期，希腊和拉丁记载中有关东方的内容才又逐渐增多起来。这个事实突出地证明了突厥人不仅对当时的东西方之间的了解和交往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在唐代继续得到了发展。前苏联学者在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上游莫谢瓦亚.丘巴尔卡墓葬群发掘出了八九世纪产于唐朝的大量丝绸、帐历性质的汉文文书片断，和以“唐人牵马图”为内容的绢画等文物，出土遗物证实了这条道路的存在，而且表明唐朝商贾的足迹至少已经到达了北高加索地区。

    如果说突厥对草原丝绸之路西段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唐朝的统一则是草原丝绸之路东段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诸部的统一和在西方的进展，草原路的交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年)，唐朝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臣服唐朝，贞观廿一年(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置6都督府7州，并给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