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3 (第5/5页)

十万石。”[17]卷35《职官典十七》德宗兴元元年(784)十二月诏：“京百官及畿内官料俸，准元数支给。自幸奉天后，运路阻绝，百官俸料，或至阙绝，至是全给。”[24]卷91《内外官俸料钱上》昭宗乾宁初，有官员建议“取中外九品以上官两月俸，助军兴”。[8]卷宗83《朱朴传》遭到朱朴的反对而作罢。

    长安太仓所需的580万石粮食中，关中能生产多少粮食？关中能交纳多少粮食？史书中关于郑白渠灌溉效益的记载是有问题的。[25]125唐大历初，郑白渠灌溉6200余顷，以亩产4石计，则仅收248万余石；旱田3000余顷，以亩产1-2石计，约收30-60余万石。水旱田合计约收获300余万石。唐前期课户课口/交纳租米，建中以后按丁产户等交纳两税。关中农户能交入京仓的税粮，大约最多200万石。开元二十二年后裴耀卿为转运使，三年运700万石。二十五年，年成丰收，朝廷在关中收购数百万石余粮，下诏停止当年关东漕粮运输。天宝中每年漕运250万石，而德宗时“令江淮岁运米20万石”。[11]卷13《德宗本纪》要之，关中每年大约能提供200多万石，需要漕运关东二三百万或四百万石，才能满足汉唐京师长安的粮食需要。而这个数量正是汉武帝以后、唐德宗贞元以后，一般年份的漕运额。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郑白渠并没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四、自然变化的因素

    以上分析了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东南漕运亦占半数以上的各种社会因素。这个问题，与自然因素有无关系？朱士光先生根据陕西省气象局与气象台的统计，认为自前2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关中水旱有增多趋势，并且与气候变化相关。[26]36春秋、战国、秦与西汉前期（前770—前122），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气温高于现代1-2℃，平均降水量多于现在。西汉后期至北朝（前121-581），关中气候寒冷干旱。隋和唐前中期6-9(581-805)世纪初，关中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高于现代1℃左右，年降水量高于现代。唐代后期即德宗贞元年间(785-805)至北宋（贞元年间之后的9-11世纪），气候凉干。[26]157-168可以看出，长安的粮食供应与关中气候变化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即西汉前期和唐前中期，关中比较温暖湿润。这些时期，长安的粮食供应主要依赖关中。汉武帝以后，及唐德宗贞元以后，关中气候以冷干为特征。长安的粮食供应，则主要来自东南漕运。这个变化，除了前述的各种社会因素外，温度和降水的变化，是造成关中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依赖东南漕运的自然条件因素。温度的降低，降水的减少，主要通过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期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来影响人类社会。而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各占多少比例，则难于确定。

    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班固引用民歌“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作为信而有征的史料，来证明郑白渠是京师衣食之源，并不十分确切。汉唐长安粮食供应，关中大约只能提供200万石左右，要依赖东南漕运三四百万石。而造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的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有多种：(1)长安纯消费人口的增加，的皇室及服务人口、京官京吏、京师驻军、参加选官和科举考试人员、商业和佛道等多种人口的增加。(2)关中农业生产力的不足，如为国家纳粮的耕地减少、关中水利田面积减少（如食封之家的增加、京官职分田公廨田赐田多在京城百里内外、佛道寺院的占有土地，以及建设占地的增加等）、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农户减少等。(3)自然因素，则是前2-6世纪（汉武帝以后至北周），9-11世纪（唐德宗贞元至北宋前期），关中气候向冷干的转变。所以，民歌所说郑白渠“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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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60～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