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3 (第4/5页)

少，灌溉面积减少。高宗永徽六年(665)，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磴，止溉一万许顷”。[23]卷1在高宗、玄宗、代宗、宪宗时代，王公权要之家以水碾阻断水流妨碍民田的情况非常严重，京兆府的官员不止一次地依法撤去私碾，但是不久就恢复如旧。“至大历中(766-779)，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17]卷2《食货典二》自大历到宝历(826)60年间，上游泾阳县权势之家阻断水流，影响了下游高陵县灌溉。[12]卷609《高陵令刘君遗爱碑》要之，围绕郑白渠水利所进行的水磨和灌溉之争，实际是豪强争夺国家的利益，郑白渠的灌溉能力大大缩减了。

    3.劳动力投入不足，关中社会总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减少。唐朝京师各种消费性人口增长，而为国家纳税的农业生产力人口减少了，中唐以后情况尤甚。不少官员都指出，佛道人数增多，减少劳动力人口，从而减少了国家税收。狄仁杰说：“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11]卷89《狄仁杰传》李峤说：“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人，其中高户多丁……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8]卷123《李峤传》姚崇说：“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杨炎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11]卷118《杨炎传》佛道寺院占有土地、荫附避役农民，而为国家纳税的劳动人口大大减少了。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指出，近代以来，入仕之门太多，贵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入仕者多，则农工益少；农工益少，则物不足，物不足则国贫。九品之家，不纳赋税，子弟又得荫补恩奖，坐食百姓。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如沈泉。欢娱忧苦，若天地之相远，禄利之资太厚。[17]卷18《选举典六》尽管缺少数量统计，但为国家纳粮农业劳动力减少，而仰食于太仓者增多，确是唐人比较普遍的看法。汉唐时关中不足以供长安。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关中大旱，隋文帝率百官、百姓到洛阳“就食”。[17]卷5《食货典五》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等，时常到东都洛阳“就食”。武则天前后居洛阳30年210天。[21]225关中粮食不足，洛阳漕运便利，当是原因之一。唐高宗末年(683)陈子昂上奏：“臣闻秦都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取胡宛之利，南资巴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储。然后能削平天下，弹压诸侯……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顷遭荒谨，人被荐饥。自河已西，莫非赤地；循陇已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至于……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尤可哀伤……遂欲长驱大驾，按节秦京，千乘万骑，何方取给？”[8]卷190中《陈子昂传》他反对从东都运送唐高宗灵柩回长安，其理由是三辅遭遇旱灾，长安无法供应朝廷百官的基本生活需求。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匮乏。”[17]卷10《选举典六》关中地狭、粮食不足，成为朝廷最大的忧虑。

    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杜佑《通典》指出，秦以关中而灭六国、唐以天下财赋供京师而国势不强的原因，在于关中水田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按周制，步百为亩，亩百给一夫。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地狭而人稠，诱三晋人发秦地利，优其田宅，复及子孙。而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兵强国富，职此之由。其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末业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为农，十人习战，其余皆务他业。以古准今，损益可知。又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盛唐永徽中，两渠所溉唯万许顷。自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较四五百万石矣。地利损耗既如此，人力分散又如彼，欲求富强，其可得乎！……诚能复两渠之饶，究浮食之弊，恤农夫，诱其归，趣抚战士，励其勋伐，酌晁错之策，择险要之地，缮完城垒，用我所长，渐开屯田，更蓄财力，将冀收复河陇，岂唯自守而已哉！”[17]卷174《州郡典四》杜佑从农业劳动人数和水利角度，来评论秦汉关中的富裕和唐中期关中的衰败。秦汉，关中农业劳动力占全部人口的1/2，农田灌面积近5万顷；而唐朝，关中农业人口才1/10，而灌溉面积不足万顷。如能恢复关中农业发展，就仍可建都关中。但杜佑也意识到关中经济地位的下降。稍后，韩愈《原道》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代农、工、贾都是生产者，只有士人才是消费者；唐代从事生产的仍是农、工、贾，消费者则包括士、僧、道，即“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生产者少消耗者众是财富贫乏、人民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韩愈的说法，反映了人们对粮食生产与消费比例失衡问题的普遍忧虑。

    开元、天宝之时天下赋税收入尚能满足长安所需的580万石粮食。天宝中，度支岁计粟2500余万石，其中1000万石入两京库、京仓，充尚食、京官粮料，500万石留当为外官禄米，1000万石供诸道节度使军粮及贮当州仓。德宗时“每岁天下共敛……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17]卷6《食货典六》200余万石供京师，比开元天宝时减少1000万石。需求依旧，而赋税收入减少，六宫尚不能及时供应，京官禄米俸料不能全给。自至德后(756)不给京官禄米。“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时物腾贵，内官不给。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每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