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1 (第2/2页)

食所资在东南。”[8]卷202《萧颖士传》白居易说，都畿者，利称近蜀之饶，未能足其用；田有上腴之利，不得充其费。“国家岁漕东南之粟以给焉，时发中都之廪以赈焉。所以赡关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制也。”[10]卷501《策问二十五》德宗时，刘晏说，江淮、潇湘、洞庭、衡阳、桂阳漕船，“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不仅使“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11]卷123《刘晏传》而且“舟车既通，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可追贞观、永徽之盛”[11]卷149《刘晏传》。宪宗敕书：“军国费用，取资江淮。”[12]卷63《上尊号敕》权德舆说：“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12]卷486《率江淮水灾上疏》宣宗制书：“禹贡九州，淮海为大，幅员八郡，井赋甚殷，……通彼漕运，京师赖之。”[12]卷763《授杜琮淮南节度使制》这说明唐代君臣都认识到，江淮漕运对京师粮价稳定，以及政治经济的重要作用。晚唐皮日休《汴河怀古》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下多。”“隋之疏淇汴，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鹿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在隋则害，在唐则利。”[10]卷788《铭三·汴河铭》隋开运河为隋民之害、唐朝之利，宋张洎、明丘浚的评论，大要不出其范围。

    二、长安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

    为什么汉唐需要漕运东南粮食接济长安？这完全取决于关中天地人关系的消长。传统观点认为户口多则国家强盛。但是，纯消费性人口的增长，即长安皇室、京官、禁军、士人等多种消费人口的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粮食。他们是东南漕粮的直接受益者和消耗者。京师纯消费性人口的增加，而关中生产投入的不足、国有土地数量减少（水利灌溉面积减少）和劳动力数量不足，是造成汉唐京师长安粮食供应依赖东南漕运的重要因素。古人常说，地小人众、人胜于地、生之者少食之众，并非老生常谈，而是反映了人们对粮食问题的忧患意识。

    1.京师皇室及服务人口众多。汉武帝时，司马迁就感受到了长安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称长安“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是当时三个地小人众的地区之一。《汉书·地理志》记汉平帝元始二年(2)京兆人口就达到68万多，人口密度为95人／平方公里。[13]96长安县的人口已达到8万余户，24万口。西晋时关中人口百余万。[14]卷56《江统传》唐长安人口约70万[15]，其中，唐皇室宗室人口至少在3万人，开元、天宝中，宦官约5000-10000人，宫女约5万人，官奴婢有3万人，工匠乐户约3-4万人。[16]102-119总之，皇室及其服务人口大约15万。

    2.京师官员人数增加。官员中，有京官（内官）和外官之分；胥吏中，有京师胥吏和外地胥吏之别。京官（内官），指京师帝王之官。内职掌，指为帝王及其家属服务的人员。职掌，指胥吏。京官和京吏之俸禄和粮料，由太仓支给。西汉哀帝（前6-前2）全国官吏130285员[17]卷36《职官曲十八》，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全国官吏368668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7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近3倍。西汉京师官吏数，史书不载。东汉(25-220)京官1055员、京吏14225员；[17]卷36《职官典十八》唐贞观六年(632)京官640多员；而在开元二十五年京官有2620员、京吏有35107员[17]卷45《职官典二十二》。500年间，唐比汉增加了2.46倍。100年间，开元比贞观增加了4倍。官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禄米、职分田等的增加。唐京官有禄米、俸料、职分田、公廨田。京官，禄米自700石至52石不等，外官禄米减京官一等。京官禄米，以太仓之粟充之。京官禄米一年约50余万石。京官俸料，包括月俸钱、食料、杂用、课钱四部分，分别指官员购买粮食以外的生活必需品补助、工作餐和个人生活补助、自备工作所需物品补助、护卫和庶仆代役使钱之补助。[18]181-189上述四项，后合并为一种俸料供给。京官及外官，都有职分田和公廨田。京官及文武职事各职分田，自12顷至2顷不等，并去京城百里内给。京兆、河南府及京县官人职分田，京城百里外给。京官公廨田，自26顷至2顷不等。“自大历(766)以来，关中匱竭，時物騰贵，内官不给。乃减外官职田三分之一，以给京官俸。每岁通计，文武正员、员外官及内侍省、闲、五坊、南北衙、宿卫并教坊内人家粮等，凡给米七十万石。”[17]卷35《职官典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