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长安粮食与关中天地人关系2 (第2/2页)

以省吏员，始可以安黎庶”[17]卷18《选举典六》。

    5.京师佛道人口增多。唐长安佛寺众多，韦述在开元年间统计，长安有佛寺64所，尼寺27所，共计91所。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计109所。长安附近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估计天宝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佛寺至少在130-150所。如果按照每寺200人计，则长安及其地区的僧尼26000-30000人。长安城内共有道观30所，如果按照每所道观50人计，则有道士女冠5000人左右。[16]116-119寺院道观占有大量土地及其地租收入。寺院道观占地，会减少关中纳粮地亩。杜佑指出关中粮食消费增多，是由于“仕宦之途猥多，道释之教渐起，浮华浸盛，末业日滋”等社会因素。[17]卷174《州郡典四》

    总之，盛唐时，长安人口约70万，其中依赖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口约32万，包括皇室及服务人员15万、京官和京吏37727，禁军和附近驻军12万，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者最高1万等四种人口。如按每人年需18石计[6]卷24上《食货志上》，长安依赖国家供给的30余万人口，约需粮食580万石左右。

    三、关中水利田和劳动人口投入的不足

    关中郑白渠两岸农田，一年是否能提供580万石左右的粮食？土地，作为自然环境要素，指土壤、水系、动植物和气候等；作为生产要素，指耕地。关中生产投入不足，使其不能生产更多粮食。生产投入不足，指水利田面积的减少和劳动力人口的不足；人口减少，指关中向国家纳粮的农业劳动力（课户课口）的减少。在劳动人口素质、生产工具和技术水平不变时，耕地数量和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是生产发展的关键因素。耕地和纳粮户口，才是统一皇朝发展的地理和物质基础。与消费人口的增加相反，关中土地生产能力不足、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农业劳动力分散。

    1.耕地总量变动不多，但是关中为国家纳粮的土地面积减少。当秦孝公（前361—前338）用商鞅变法时，关中地多人少，三晋人多地少，关中是吸引三晋的宽乡。宽乡指土地充足农户受田多，狭乡指土地不足农户受田少到北朝和隋唐时，1000年间，关中人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地广人稀，变成地少人众；由“宽乡”变成“狭乡”。为什么关中水利田面积会减少？大致有两方面因素：

    (1)王侯之家（食封之家）数量增加，使水利田面积和农户减少。分封，就是允许王侯之家直接占有大量耕地及其民户，自收租税。这必然减少国家的纳粮户和租税收入。汉初王侯百余人，王侯占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王侯土地多在东南，朝廷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共15郡，而公主列侯食邑还在其中。[5]卷17《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因此，汉初每年从关东漕运以供给京师不过数十万石，原因是京师官员数量少、朝廷领有郡县少。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名山陂海尽归朝廷，汉郡八九十；诸侯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者不过数十里。汉武帝、宣帝时每年漕运东南400至600万石粮食到京师。“武宣以后，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19]卷25《国用考三》唐封爵九等，虽无其土，加实封者受国家租庸。自武德至天宝，实封者百余家。[17]卷19《职官典一》封家食邑，遍据天下膏腴美地。到中宗景龙(704-710)时，“恩倖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皆据天下上腴，一封分食数州，随土所宜，牟取利入。至安乐、太平公主，率取高貲多丁家”。[8]卷116《韦嗣立传》于是韦嗣立上书论封户之费：“食封之家，其数甚众。昨问户部云用六十余万丁，一丁绢两匹，凡百二十余万匹。臣顷在太府，每岁庸绢不过百万，少则六七十万匹，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国初，功臣食封者，不过三二十家。今以恩泽食封者，乃踰百数。国家租赋，大半私门。私门有余，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忧危。”[11]卷88《韦嗣立传》自至德二年(757)至大历三年(768)，食实封者215家[17]卷19《职官典一》，则大历时比唐初150年间增加了七、八倍。凡食44860户。自至德元年至大历三年，封异姓为王者，凡112人。[17]卷31《职官典十三》10来年，封家增加了2倍多。封家增加，向封家交纳租粮的农户增加，而国家的纳粮户减少，赋税收入减少。因此，监察御史宋务光建议，禁止封家自征租税，一切附租庸输送。韦嗣立建议纳粮户交纳租庸后，“封家诣左藏仰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8]卷116《韦嗣立传》直到开元时才规定：“凡诸王及公主以下所食封邑，皆以课户充，州县与国官、邑官共执文帐，准其户数，收其租调，均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国。公所食邑，则全给焉。二十年五月勅：诸食邑实封，并以三丁为限，不须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随庸调送入京。”[17]卷31《职官典十三》封邑遍及全国，但关中封邑数量无疑会占很多，直接占有了国家的租庸调收入。